如果将一个空间的隐喻施用于欧洲——欧洲是什么？

欧盟外交负责人博雷利（Jesop Borrell）认为，欧洲是一个花园。

去年乌战百日之时，博雷利撰文说，“在我们后现代的花园之外，丛林重新生长”，而乌战是“最新和最富戏剧性的例证”。

(资料图)

年底，他再次使用这一隐喻。他说，欧洲之外的世界，大部分是丛林；高墙并非保护花园的办法，“园丁们必须到丛林中去”。

这其实就是欧洲人对欧洲与世界关系的认识。

花园的重负

隐喻往往能揭示最深刻的东西。

首先，花园是人造的秩序。

在前现代的观念里，自然中便有秩序。譬如丛林，自发会有秩序。人的生活应该符合自然秩序。

但在现代的观念里，秩序为理性之人所缔造。秩序是设计、管理、实践的结果。

国家是这样的秩序。欧洲的安全架构，也是这样的秩序。现代世界只认可这样的人造理性秩序。

秩序的对立物不是另一种秩序，而是混乱。丛林是需要被克服的混乱。在博雷利看来，以俄罗斯为代表的“欧洲之外的世界”便是这个隐喻中的丛林，它需要被克服。

其次，花园是娇贵而柔弱的。

这倒不是欧洲曾经的样子。它曾船坚炮利、横冲直撞，让全球的古老文明臣服于脚下。那时的欧洲不像一个花园，而像一座火山。

但是，欧洲累了。德国哲学家斯洛特戴克（Peter Sloterdijk）曾用另一个空间的隐喻——水晶宫来比喻欧洲，他说：“社会生活在经历了动荡的历史之后，只有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大内部中，即一个有着像家那样的秩序、人为调节气候的内部空间中，才能得以进行。”

征战过后的欧洲，建立在“自我溺爱、稳定的奢侈、长期供应过剩”的基础上。

欧洲的和平主义思潮有着深刻的社会学、心理学基础。

花园里只有辛勤的园丁、夜莺的歌声、无尽的肥料、遮风挡雨的大棚。这是一个充满人道主义情怀、保险和保障体系高度完善的纵溺之所。

花园里偶有事故——比如浇灌设备某一天失灵，但其目的无非是制造心理紧张、为无聊的生活增加一些娱乐。

是的，无聊。

无聊是现代人的专利。无聊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。无聊是无限减负的副产品。

战争固然会打破无聊。博雷利说乌克兰危机是“地缘政治欧洲诞生的时刻”。

但习惯了宠溺的花朵，难以支棱起早已过度放松的主体意识。反之，要是花朵们适应了丛林的狂风骤雨，那么，花朵早已不是花朵，花园早已不是花园。

这便是俄乌战争后欧洲的两难处境。

最后，花园是有围墙的。

建造一个花园，需要财力、技术、甚至运气。花园不能无限扩大。

在欧盟在高歌猛进的时候，欧洲的边界并不清晰。西巴尔干、土耳其、俄罗斯、地中海、高加索…… 都以各种暧昧的方式与欧洲相联系。

终于，乌克兰的战火犹如丛林中的躁动，廓清了花园的边界。花园的边缘，不能再是若有若无的篱笆。花园的边缘，将要树立起高墙、铁网、地标。这是为了确保丛林被隔绝在花园之外。

这个新树的高墙，很可能将从乌克兰中间穿过——犹如当年东西德的铁幕。

秩序的等级

2014年第一次乌克兰危机时，有学者提出了一个关于欧洲的隐喻——“加拉帕戈斯综合征”。它和花园一样，表达了“娇贵而柔弱”之意。

两位欧洲一流的战略家克拉斯特夫（Ivan Krastev）和伦纳德（Mark Leonard）当时指出，日本制造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手机，却无法销往海外，只因与这些手机相关的技术在他国尚未普及。日本手机因过于完美而无法成功。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为日本的“加拉帕戈斯综合征”（Galápagos syndrome）。这个综合征的命名来自于达尔文的观察——在偏远加拉帕戈斯群岛上，动植物形成了在其他地方无法复制的特征。

二人进而指出：欧洲秩序也是如此，自成一体，过于先进和特殊，他人无法效仿。故“随着乌克兰危机延宕不决，欧洲人必须放弃改变外国栖息地的梦想，转而专注于保护自己日益濒临灭绝的栖息地”。

几年之后欧盟开始强调的“战略自主”，其实正是这种急于自保的心情的写照。

2022年第二次乌克兰危机爆发后，欧洲著名公共知识分子、德国社会学家、哲学家哈贝马斯（Jürgen Habermas）撰文指出：德国对乌克兰的“仓促认同”，意味着德国和平主义的深刻转折，预示着以对话和维和为主旨的德国政治模式的终结。他提出欧盟自主的紧迫命题：欧盟，如果不想让生活方式遭到侵蚀，就必须军事自立，从而获得政治行动力。

高级的秩序难道不应该是强大的吗？不强大的秩序如何证明自己的高级？高级而不强大的秩序应当如何自存？它变强大之后还仍然高级吗？

这仿佛是一个多世纪前中国所遇到的灵魂拷问。今天却也在欧洲回响。

终极秩序只有一个。人们称这个终极秩序为“天国”“大同”“空”“一”“祂”……

但尘世间的秩序显然不是终极、至善的秩序。它是人们向终极秩序努力的半成品。

如是，它在各地总有不同的形态——它在大部分时候不是“一”，而是“多”。它不稳定——不是走向堕落，就是走向超升。它也不完美——任何秩序，都有一些值得肯定的东西，但又同时包含了“恶”。

如果非要给尘世间的秩序分出等级，我们可以考察它“恶”的成分。

“恶”是不稳定的。否则，人们将意识不到它是“恶”。

哲学家怀特海（Alfred North Whitehead）说，恶表现为肉体的痛苦、精神的痛苦，以及为了将就低级经验而失去高级经验。恶在于“所是”与“原本可能是”的对比。

那些动辄将人抛入惊惧、不安、焦虑、痛苦的秩序，即便暂时处于稳定状态，也是以更好的秩序为代价的。为了低级经验，人们失去了太多的高级经验。

丛林不应仅因其活力而受到赞美。

花园不会因其柔弱而失去历史地位。

只是，当客观条件让人类交往得以无限膨胀的时候，“独善其身”的秩序便犹如一个不问世事的老好人，徒显其堕落。

在所有关于“天下大同”的想象中，最著名的是康德的“世界共和国”。康德将实现了“不能把他者用作手段，而要当作目的”这一道德法则的社会称为“目的王国”。“世界共和国”其实是世界范围内的“目的王国”。以他国为手段（掠夺）显然不为目的王国所容。

欧盟建立在康德的理想之上。这种理想具有超越地域的影响力。它是“一”的秩序。它无法只在某一地实现。

如果要反抗这种秩序，反抗本身是不足够的，必须提出替代性秩序，而这种替代性秩序也须以“一”为理想。

当世界仍有丛林，花园便无法遗世而独立。花园需要走入丛林，在这个过程中甚至失去花园的样貌。与此同时，当世界已经出现花园，丛林便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。丛林可以鄙视花园，但它需要回答：世界如果不是花园，应该是什么？

世界：花园还是丛林？

美国战略家卡根（Robert Kagan）说，欧洲所偏爱的康德永久和平状态，只有通过美国依据霍布斯式世界观而行使其军事力量，才能够实现。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指出，采取单边主义的美国，其理论与其说是霍布斯的，不如说是建立在黑格尔上的。因为，美国认为自己是“世界史国家”，美国把自己参与的战争看成是在全人类实现自由民主的战争。

欧洲战后的和平建立在四个底层逻辑之上：一为大国协调，二为普世均质，三为集体安全，四为主权让渡。后两者相对而言更具欧洲特色，其主要“化身”分别为北约和欧盟。因北约之故，美国是欧洲安全的天然参与者。而俄罗斯与欧洲安全机制的联系非常微弱，基本只系于第一个逻辑——大国协调。

米尔斯海默（John J. Mearsheimer）、基辛格（Henry Kissinger）等现实主义者看到了这里潜藏的危险。但俄所求“不可分割的安全”（意味着大国之间相互尊重彼此的安全利益）与欧洲安全的其他底层逻辑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。

这种冲突终于以乌战的形式在欧洲脆弱的边缘地带爆发出来。

这不仅仅是领土之争。如施米特（Carl Schmitt）所言： “任何一个国际法秩序都必须要保护的，是其根本性法、自身的空间结构，以及秩序与场域的统一，而不是在特定历史时刻的既有的领土现状……”

鉴于欧洲安全仍未失全球辐射力，已以各种形式卷入此战的各大国，相当于在为未来的全球秩序投票。

目前看，花园已经没有能力改造周边的丛林，而只能竖起高墙。

欧洲的安全框架，如果说冷战后30年中都没有作出排除俄罗斯的决定，那么现在已经作出。乌克兰（至少是西部）很可能将在战后加入北约及欧盟，结束在扩张的花园与被激怒丛林之间无所适从的日子。

与此同时，花园将不得不容纳一部分的丛林混入自身。难民、军火走私、黑帮、通货膨胀……犹如花园中突兀的野草，这儿长一把，那儿长一把。

花园与丛林之间的硬边界是否也将在全球的东西方之间落下？花园与丛林的相互“渗透”是否也发生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？

战后的和平，是因秩序的堕落而得来，还是因秩序的超升而得来？

但愿任何一个劫难，最后都能成为人类朝圣之旅中的福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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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境，系“澎湃”特约撰稿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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